摘要：在加速变革时代，超越劳动力市场供需失衡、教育质量等具象因素，从宏观且动态的角度探讨新技术驱动工作世界变化与高校毕业生就业之间的关系很有必要。在数字化、人工智能技术加速催生“人工智能中的工作世界”以及“工作世界中的‘工作-人工智能’”背景下，高校毕业生就业受到“人才扶梯”失灵、人力资本贬值因素的严重影响。为在工作世界变革中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应重释“教育为人生”的改革真谛，并顺应以“变化思维”适应动态就业、以“乘法思维”跨界就业、以“双向通道”适度工作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工作世界；人工智能；高等教育；跨界就业
许多事情看似只与个体有关，其实反映的可能是一个社会议题。对潜在社会问题的感知需要一种整体的洞察力。高校毕业生失业、找不到工作，抑或不能很快找到工作，对当事人来说是个人问题，但当数以万计的高校毕业生都面临着相同的处境时，甚至不论处在何种层次、何种阶段的受教育者都出现这样的困境，失业或难就业就不是个人失意的事情了，而成了一个关乎社会与高等教育发展的公共议题。“可能被低估的就业率”“孔乙己的长衫‘脱不脱’”“主动延毕”“职业指导中学化”这些已出现的事件不会自行发声，但不代表事实与现象不需要解释。不过其核心并非一定是高等教育发展出现了问题，而可能是工作世界发生了变革。无论我们关注高等教育如何帮助毕业生解决就业问题，还是更加关注如何应对工作机会即将消失的问题，工作世界变革都已经是不能忽略的现实。提出并思考工作世界变革对于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影响比解决方案更重要或至少同等重要，这可以引发我们思考更多的问题而非仅限于迫切地找寻解决方案。关注工作世界变革对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影响不是让我们局限于探讨如何促进就业，而是要在工作世界变革中重新思考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问题。
一、技术驱动工作世界变革的样态
从“物”到“非物”是当下生活世界变革的基本特征。我们更多时候处在信息视野之中，技术锐不可当地持续改变着大家的生活方式，对各行各业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数字化秩序在今天接替了大地的秩序。数字化秩序让世界变得信息化。”［1］不是被动接受就是积极投身其中，但绝不可能置身事外，技术重塑人类社会秩序与工作世界的进程不会停止，技术驱动工作世界变革的现象日益普遍且不断凸显。工作世界那看似稳固的外表正在人工智能主导的新技术驱动下发生颠覆性的变革。可以说，当前我们生活在一个“技术与工作世界”共构发展的动荡时代。
1.技术加速驱动中的工作世界
随着我们对技术的深入了解，人类思维结构的自我评判已经由启蒙世界中的“人作为世界现象的唯一发现者、认识者和分类者的头等地位”［2］转而承认并接受了人对于认知的模糊性、相对性与不确定性。这种理性思维之所以能够转变主要缘于技术，“人工智能正开始为我们提供一种接触现实从而理解现实的替代手段”［3］，由其触发的创新设想并不是以往事物在某个功能上的更高版本，将其视为功能延伸的做法已行不通。人工智能引发的不是人类能力范围内已知途径的优化与进阶，而是开辟了一条尚未被发现的新路径。技术，尤其人工智能技术对工作世界的影响既建构了一种新型关系，也表明了二者之间的“双向共构关系”。一种是人工智能中的工作世界，属于默认式的变革，主要指工作世界在技术驱动的过程中如何成为人工智能发展的一部分，即人工智能驱动自动化致使工作消失，工作抑或工作世界逐渐“不复存在”；另一种是工作世界中的人工智能，是指“人-技术”协作创造现在无法预见的新工作与旧工作叠加共存的现象，即人工智能如何成为工作世界发展的一部分，工作和工作世界“仍然存在”。本质上两种情况并行不悖，因为技术驱动工作世界变革并非终结而是进行时，所以工作世界有可能成为人工智能的一部分，人工智能同样可能成为工作世界的一部分。
首先是人工智能中的工作世界。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的渗透从未达到如此范围与规模，短期内需要关注技术升级对工作世界中“工作消失”与“工作替代”的冲击力。正在普及的机器人破坏了传统雇佣大量专职劳动力的经济运作模式，临时劳动力而非全职劳动力成为当下雇佣就业群体的主流，在广泛自动化的基础上，他们正被新的雇佣模式取代。一些自动化机器甚至能够从事创造性活动［4］，如学习与适应型机器人、社交机器人、聊天机器人和助手、即兴表演音乐的机器人、从货架上自动抓取货物并放入打包盒的机器人、具备移动能力和无线技术以及GPS软件且自动送件到客户手上的快递机器人等等。其中快递机器人目前已在22个欧洲和美洲国家试运行，效果良好，有望取代人工快递。［5］更关键的是，当条件与环境发生变化，自动化系统与人工智能面对高需求也会随时调节以满足需求甚至能根据需求找到最佳、最有效的解决方案。类似的创新不只发生在交通运输领域，也在公共服务领域产生了积极影响。技术的破坏性潜力表现在能够针对确定性的现实问题给出出色的解决方案，工作世界中的大多数工作也已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一部分。新兴技术和商业模式的重大变革改变了人们的谋生方式，影响了工作的性质和就业的方式，不是市场上不再产生新的工作岗位，而是以前的岗位被淘汰或替代的速度可能更快。［6］技术的高生产力和高工作效率优势促使产业、工作世界逐渐减少相同或更高生产水平所需的员工数量，技术改变了工作世界中工作对人的可雇佣性、对人类劳动力的极大需求，摧毁了人们的就业机会。不少国际组织针对技术进步对未来劳动世界的影响进行了预估，东盟五国预判，未来20年56%的工作将面临自动化风险，经合组织平均有9%的工作面临自动化的高风险，47%的美国劳动者面临着工作被自动化取代的风险；近50%的公司预计自动化将导致员工有所减少，发展中国家三分之二的就业机会易受自动化的影响。［7］从人的角度来看，这种被技术驱动剥夺工作、职位、岗位、就业机会的事实使他们成了“被AI夺走价值的人”。［8］从工作的角度来看，相较技术的高生产力、高效率、低廉成本的优势，旧的工作、管理模式与机器或人工智能的统一管理模式难以相提并论。即将消失的、因需求减少的工作之所以在短时内加速远去，是因为工作本身是应社会系统的需求产生并发展，当旧社会系统的需求在新社会中没有必要时，某些工作也会消失，进而在技术创新驱动和科技的急遽介入下，这些新社会系统无需求的工作将缩短存在的时间，加速消失。现在技术发展与市场规模扩大所需的时间不断缩减［9］，专业性高、危险系数高、难度系数高的工作将被悄然取代，“这种商品化的速度因计算机的进步正在不断加速，速度之快是以往的商品化速度所无法比拟的”。［10］工作世界已被置于技术加速创新的时代与加速社会之中，“旧工作世界”正经历着加速变革。
其次是工作世界中的“工作-人工智能”。除技术创新加速工作消失、工作被抢走之外还存在着一种人工智能在工作世界中被利用、价值被挖掘的新形态，某种意义上原本不属于工作世界的新型工作开始成为其中的一分子，工作及其样态被重新定义。如半人力半人工智能的看护机器人、数据检测系统及少量人员维护并合力完成的工作正在日本看护领域逐渐普及。在人工智能介入的医疗影像分析诊断、个性化医疗、数据分析等方面，“通过新技术和临床决策支持系统的结合，医生可以获取最新的诊断和治疗信息”。［11］受惠于人工智能赋能网络平台，产业数字化转型与数字经济的崛起正重塑着工作世界，“过去十年来，全球范围内的数字劳动力平台增长了5倍，混合平台、配送平台、出行平台、在线网络平台呈指数增长”。［12］看似应用程序、数字平台、网站等系统自动为社会提供了便利，实则是人类的劳动力被隐藏，人类和软件的协同工作为社会提供了类似自动化的服务。数字平台工作之所以能归为工作世界中的“工作-人工智能”，是因为“任何人只要像我们一样仔细地观察，走到人工智能的背后，就会发现一个新的工作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软件管理着人类，而人类则在完成计算机做不到的工作”。［13］这种通过线上平台的方式将工作世界由实体转化为半实体的做法超出了我们以往对工作的普遍认知，人类与人工智能的混合协作也超越了普通的工作就业类别。按需劳动平台为当今的线上企业提供了此种人类劳动和人工智能的结合，创造了一个庞大且无形的人力资源库来从事幽灵工作。［14］虽然雇佣工作逐步分解，稳定而体面的工作被一系列临时项目取代，但因工作样态变动而产生的罅隙并未助长人类消失与机器人统治世界的观念，反而放宽了对工作边界的认知。这就意味着，工作世界与人工智能之间是一种无界存在而非有界存在，工作世界中的“工作-人工智能”打破了人工智能单向影响抑或塑造工作世界的狭隘猜想。正如格根（K.J.Gergen）所言，两个分离的存在，两者在空间和心理上相互独立，我们想要做的是，交换所理解的对象与背景，不再执着于两个分离的存在，转而注意两者“之间”存在的白色瓮型区域。［15］人与科技的结合很可能创造新的时代，机器人不仅被嵌入社会系统中而且正成为社会的参与者，工作与工作世界毫无疑问也将会是新的样貌。
2.技术驱动工作世界变革的特质
无论技术驱动工作世界属于“人工智能中的工作世界”还是“工作世界中的‘工作-人工智能’”，工作世界变革的范畴与本质始终离不开“工作消失”与“工作创造”两种基本的变化趋向。我们要么面临着工作即将消失、工作需求减少的处境，要么面对的是顺应发展而生的新工作以及富有发展性工作的新环境。如果说人工智能中的工作世界提供的是人工智能如何影响工作世界（工作消失）的叙事，那么工作世界中的“工作-人工智能”提供的则是工作世界如何借助人工智能塑造工作世界（创造新工作）的另一事实论述。前者考虑如何应对工作消失的工作世界，即面临没有工作或没有某些工作的生活世界，不排除此前不属于工作范畴但对社会发展有巨大贡献的活动被重新纳入工作体系，同样也不排除重构“不断寻求工作生活的意义、目的和贡献感”的工作设想［16］；后者考虑如何适应新的工作世界，以及在新的工作世界中如何继续工作。综合来看，技术驱动工作世界变革表征为“普通常识”的失灵、工作生活的“倍速”模式以及经济生活的“不经济”。
无论是以完成一定程度的教育，还是以习得专业知识并提高专业技能水平作为找到工作的筹码，“价值只做一次性运用的方式”［17］在变革的工作世界中已经过时了。伴随工作世界的变革，求职系统与职业系统中的线性发展思维，旧有的劳动工作精神，同质性、普适化的社会规约原则被逐一击破，这也意味着尊崇一项工作及其背后价值的人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工作世界中难以适应周遭环境甚至无法生存下去。由于工作世界变革改变了价值产生与运用的方式，进而驱使人们进入个体运用价值并让价值不断循环创造的时代，向个人独异性转变的价值取向正不断取代以往工作世界中普适的同质性价值观。进入工作世界的路径连同获得收入的通行证也不再具备唯一性，“在各式各样的工作模式都能被认可的现代”［18］，意图寻找一份正式体面的全职工作，渴望长期在工龄薪酬逐级升等的系统中工作的想法既不现实也毫无意义。技术加速创新驱动工作世界变革的不只是工作样态、工作性质、工作形式，还有国家、社会、个人围绕工作本身对工作观念的反思与态度的转变，更是对工作世界变革与社会系统转型期不合时宜的整体思维模式的思考与改变。大多数职业终究被机械取代的共同之处在于工作内容定型化、程式化、标准化，也就是说，越精于工作内容的可复制性、数据的可获得性，无论高薪还是低薪、体量规模大还是小，这些工作都面临着被“云端化”、“机械标准化”替代的风险。只负责管理的管理工作、有限的秘书工作、工地监工、工程师、律师、公务员、仓库业务员、翻译人员、驾驶员、收银员等均面临被机械化替代的风险，但创意工作者并不会因人工智能的登场而退场或者完全消失，这是因为“创意工作者将可以成为体验价值的角色，并以此拓展业务”［19］，通过经营多元的体验价值吸引顾客。究其根本，工作世界变革传达出了“普通常识”失灵、“尊崇单一价值的唯一性”被“尊重多元价值的独异多样性”替代的趋势。
我们生活在一个瞬间过时的时代，快速学习、快速复制、模仿成功经验是常态，技能商品化的速度已超出人的想象。当工作不再能够长期保持稳定状态，而是需要始终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时，占位或占有工作的想法将难以在倍速变化的工作世界中实现。工作的无可取代价值几近消失，在技术加速创新与工作世界变革的当下，工作的可替代性持续增强，无论是基于“稳固工作的不可取代价值”思想，还是锚定稳固性与无可替代性标准等观念去找工作，都无异于刻舟求剑。技术革新速度越快、越频繁，工作替代的概率越高，增加就业机会的概率相反就越低。由于人工智能学习专业的速度与学习同样内容的精深程度远远超过人类本身，所以技术加速革新迟早会诞生“可以掌握超过人类水准专业技能的知识型工作”［20］的专业型人工智能。长远来看，大家都将可能失去工作岗位，都将可能失去工作。“人工智能处理的是预先给予的，始终不变的事实。它并不能给予自身新的事实。”［21］即便人工智能在取代工作岗位上做得极具天赋，但它始终不具备思维。悖谬的是，人们在变革的工作世界中极少运用自己的思维，反而去适应机器的智能。我们应不要接受工作，而是创造工作。［22］与其疯狂着迷于研究“工作的无可取代价值”，不如创造“人无法取代”的价值。即便机械与计算机程序可以做到解决路径最佳化，但它依然不具备独立思考能力并明确做事情的动机，仍是一个目标执行者与等待指示的行动者。无论如何，努力工作的动机源于人类改变社会的执着追求。换句话说，人不是必须在变化的工作体系中找工作，也可遵循创造价值的思路创设变化的工作，不再关注工作的无可替代性价值，而是培养个体无你不可的价值，从“人匹配工作岗位”向“人创造工作岗位”或“人创造独特价值”的发展思路转变，人的作用也将由“填充”工作岗位转向“无工作”的个体创造，最终因不同人的“不同价值”产生新的工作岗位或新的生活方式。就此而言，工作世界变革显露出在工作倍速变化模式下，没有一劳永逸的工作，倾向于保留稳定工作的人群在新的工作世界中将面临更危险的处境，唯有创造“无你不可”的价值，实现从工作的无可取代价值到个体创造“无你不可”价值的过渡，才有可能在时刻更新判断的基础上过一种不惧变化的生活。
在以“成本”“生产力”作为评估依据的工作分工体系中，通过工作获得的经济增长和收益变得“不经济”。“所谓‘经济’的增长开始变得‘不经济’”［23］，指的是投入成本逐渐超出人由工作所获取的正收益。按照数字化的逻辑，这是一个赢家通吃的市场，受益于技术创新的人只有一小部分，技术驱动工作世界变革的表现就是在技术提高劳动力生产率的同时，劳动者或工作者本身并非都能从生产率提高的效益中收获增量。正如法国仍然是欧洲失业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超过10%的法国人找不到有报酬的工作。［24］虽然社会极力创造不必要的工作以避免大批量人口失业，但在赢家通吃市场的推波助澜下，社会仍然陷入了“逐低”竞争的逻辑。在现存的工作系统中，个人只有通过拥有市场认定且亟须的技能来提高薪酬，但大多数人拥有的技能都是标准化或预先包装好的，在市场分配的作用下，人与人之间的工作竞争出现一种逆向拍卖的趋势，也就是“出价渐降式的减价拍卖，其目标是拉低价格”［25］，这种减价竞争的最终胜出者只能以最低的工资去做这份工作。另外，劳动者借助公开网络信息将工作的生产力翻倍，但收入并未随工作任务的完成量增加而增加，甚至出现下滑。1995年左右互联网并未普及，在日本一篇三页左右的报道能得到十万日元的稿费，而现在完成16篇报道，一个月的稿费总额基本上没有增加。［26］可见在大众都借助技术网络工作的情况下，生产力不断提高但薪资并不见涨。除“人与人”的薪酬竞争外，还存在“人与机器（机械）”的薪酬竞争。得益于人工智能和IT技术的进步，每个人均可在“强化装备”与工作系统化的基础上胜任高难度、生产力要求高的工作。在竞争性质上，前者属于同等条件下的竞争，后者则属于拥有不同技能、技能不断迭代升级、技能不断被取代情况下的竞争。就人工智能的能力而言，将来很多高收入知识型工作者的岗位基本上都会消失［27］，极有可能出现AI医生、AI律师等被冠以AI之名的知识型工作者。遗憾的是，人工智能应用范围的扩大和机器人的使用不会出现在“饱受经营难题困扰的成长型产业，具体包括快递、医院、养老护理机构等行业；另外一部分成长态势较快的零售业、餐饮业也在其中，尽管并非全部”。［28］由此产生两个供需失衡、薪酬不断分化的职场：一个是“不需要人手、竭力削减人手”的高薪职场，一个是“人手短缺、急需脑体并用人手”的低薪职场。简言之，技术正在深刻地改变着工作世界中以提高整体生产力、降低劳动力成本目标的薪酬结构。工作世界变革释放出“不经济”和“不平等”的发展信号。
工作世界变革、工作供应与工作薪酬的变化在当下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技术驱动工作世界变革存在着一个根源性的问题，即无论是工作岗位的填充还是创造都指向新的工作架构与薪酬体系。由此也导致了社会的就业问题，对各行业、就业者、求职者产生影响与冲击，尤其是人工智能应用范围的扩大驱使“AI失业”的现象蔓延至白领职场。这种影响让身处职场的人备受煎熬，对于刚步入或尚未步入工作世界的年轻一代特别是高校毕业生而言，他们的就业竞争更是处于白热化阶段。原本具有市场性价值的“脑力工作”及工作岗位被逐渐取消，“不需要人类劳动力的工作岗位”将搅乱整个就业市场。据此，有必要对工作世界变革对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实际影响与冲击进行理性分析，既分析就业压力大、青年失业率高的严峻社会现实，也分析照单全收的不作为，以避免政策制定、实施举措上可能遇到的陷阱与误区。
二、工作世界变革对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影响
在人工智能普及抑或社会变革尚不明显之前，将高等教育机构视为“工厂”或“工作的托儿所”并不过分，但在技术驱动工作世界变革的当下，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就不再是“托”与“托付”的虚构幻想，而是“脱”与“脱嵌”的真切现实。历史上，中世纪的大学教育与大学毕业生面对的是“智力就业市场”，就业范围相对固定且针对具体的职业岗位；20世纪的高等教育与高校毕业生面对的是“劳动力市场”，就业市场范围相对广泛且就业的针对性降低。当前伴随高等教育的普及化，高校毕业生面对的是“不稳定且持续倍速变化的工作世界”，工作边界更宽，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与变化性更强，不仅被职业系统中的就业不稳定性因素所困扰，刚出生的婴儿甚至尚未步入高等教育阶段的学生也将不得不面临“工作尚未出现”的窘境。工作世界瞬息万变，身处高等教育系统中的大学生不能一直背负着工业化时代的义务与信念，继续生活在“毕业即工作”的幻想之中。
1.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危机
高校毕业生就业难作为一种现象，并不直接等同于“人工智能失业”，但就业情况确实可以反映出工作世界变革对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影响与冲击。从英国高等教育统计局（the Higher Education Statistic Agency）的统计数据来看，英国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率与就业岗位在2007至2022年的趋势变化是研究生和高技能人才就业率尚未恢复到之前的水平，而且低于经济衰退之前的2007年。［29］据英国教育部（Department for Education）的毕业生劳动力市场统计数据,无论男女，与上一年相比，2022年所有群体的兼职就业人数比例略有上升；2020-2021学年毕业生中82%的受访者已就业或从事无偿工作，61%的从事全职工作，10%的从事兼职工作以及继续深造。［30］在美国，刚毕业的大学生更容易失业，劳动力市场疲软及其周期性变化引发了人们对应届毕业生就业的普遍担忧，“2009年美国大约授予了150万个学士学位，但有185万学士以及以上学历的失业人员”［31］，雇主提供的工作机会越来越少，并且所需技能更加具体。2023年，从亚马逊（Amazon）到Wayfair，很多大公司都收紧了对大学毕业生的招聘事宜，高校毕业生正准备进入一个招聘意愿突然降低的就业市场，这迫使他们在寻找至关重要的第一份工作时撒下更大的网。［32］在美国劳动力市场，虽然许多低薪或服务行业的岗位仍处于空缺状态，但高校毕业生仍面临着越来越激烈的知识工作岗位竞争。
在德国，联邦就业局（Bundesagentur für Arbeit）和联邦职业教育与培训研究院（Bundesinstitut Für Berufsbildung）定期发布有关培训市场的实时数据。德国劳动力市场和职业研究所（Institut für Arbeitsmarkt-und Berufsforschung）的职位调查显示，2023年的劳动力需求（职位空缺）较前一年的高位继续大幅下降。［33］从德国劳动力市场需求来看，计算机科学和工程领域的工作需求最为强劲，经济学和媒体设计、广告和市场营销、法律、建筑以及社会服务专业相关的工作需求也有所增加。总体上，对德国具有学士学位的毕业生而言，就业机会因学科、学校类型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其中语言学、文化科学、人文学科的相关工作稀缺，求职难度更大，而应用科学大学的毕业生有可能获得足够的就业机会。在法国，劳动力市场自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1974年经济增长趋势中断后，劳动力供给和需求之间相互作用,导致了失业率增长和就业多元化的发展态势。［34］更关键的是，近30年的技术变革，尤其是自动化和计算机技术的进步，导致劳动密集型生产减少，加剧了劳动力市场的两极分化。对年轻人来说，进入劳动力市场较晚，过程较长，他们时常在劳动力市场和继续教育之间来回变换，不乏本科生“回炉再读大专、读高职”，为找工作学技术、学烹饪的相关实例。
从欧盟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看，整个欧洲大陆的就业率波动不定，特别是在意大利和西班牙，应届毕业生的机会很少，就业率分别为57.6%和68.7%。［35］许多欧洲国家的青年和毕业生失业，而且有数据表明未来几年问题可能会更严重，他们倾向于将这种结果归咎于培训上的缺陷，实际则是随着年轻的毕业生日益增长，劳动力市场的吸收能力仍然有限。［36］在我国也存在就业总量叠加压力和长期存在的就业结构性矛盾，以及市场主体吸纳毕业生就业的能力减弱，市场化岗位供给不足等问题。［37］在日本，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就业体系也经历了重大结构性变化，兼职、临时工和合同工增长至前所未有的水平，开发临时工行业是在特定的（不断变化的）制度背景下发展起来，也被视为劳动系统内适应的产物。［38］2023年7月英国颁布了《2023年雇佣关系（灵活工作）法》，法案规定雇员和其他工人有权要求修改特定的雇佣条款，包括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实现弹性工作。在突尼斯，大学毕业率和受过高等教育青年的失业率持续增加，虽然2009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34%，但拥有大学学位青年的失业率从2005年的34%上升至2021年的62%［39］，毕业生就业难也成为该国重点关注的话题。大多数国家的劳动力市场或工作世界是由全球先决条件决定的，尤其是信息和市场关系的全面数字化，全球竞争的加剧在很大程度上带动了各国工作空间的形成，以及创新创业、就业灵活性和自营职业的发展。在实践中还出现了资格过高与挤出效应可能导致的高失业率和工作不稳定现象，只有不到50%的高校毕业生在毕业时签订了就业合同，可以获得常规或者终身职位工作，其他许多人不得不继续寻找就业机会。［40］数据显示，工作世界变革与高校毕业生就业之间存在关联。但是，很多数据与文献将关联描述为高等教育与个体的失能，这忽略了一个事实：个体就业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就业市场条件抑或是工作世界的工作储量，而不能简单地将其归因于高等教育的专业化培养与个体能力，至少不能将就业不力简单地视为高等教育、培养机构与个体能力引致的结果。
仅从高校毕业生就业情况看，尚不足以充分展现工作世界变革造成的影响，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充其量是结果导向为主的一种表现形式。对受教育者来说，选择何种类型的高校、何种专业或选择何种职业的预期本身已经受到工作世界变革的影响，高校毕业生在就业之前已经进行了“入口选择”，甚至有考生放弃重点高校而报考专科学校。无论是我国专业优化频率加快，对研究型本科课程体系持续进行变革，还是日本试图“废除”文科学部，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受教育者的入口选择是基于“好找工作”以及“找好工作”前提预设的。工作世界变革打乱了这个前提预设。如杰克逊（D.Jackson）和布里奇托斯克（R.Bridgstock）所言：“虽然大学可能会尝试预测劳动力市场需求并相应地匹配学生供应，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并且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41］一方面，所谓的好工作是过去的就业常识与就业常态，这些观念在变革的工作世界不一定还能适用；另一方面，好找工作仍是基于工作岗位需求大的预期，但变革的工作世界恰恰面临着工作岗位尚不充足的状况，而一些新型工作正在涌现或尚未出现。例如，临时性的工作安排催生了“临时儿女”陪诊师等新兴职业。在贝纳纳夫（A.Benanav）看来，即便自动化并非导致劳动力需求低迷的主要原因，在一个增长缓慢的经济体中，技术变革仍然可以造成大规模的岗位流失。［42］一方面，在数字技术、全球化和劳动力市场结构变化的影响下，工作世界被扰乱，工作世界的工作需求锐减与蒸发的现象很大程度上造成了雇佣蒸发；另一方面，加速工作世界的不稳定性可能需要通过高等教育专业化以外的能力及毕业生对新型工作的经历、感知以及经验来应对，无论何种情况，高校毕业生都面临工作世界变革的影响与冲击。
2.工作世界与高等教育体系的分离
当前工作世界变革与工业化高等教育系统之间存在隐形的矛盾冲突，即“人才扶梯”的失灵。越来越多的高校毕业生愈来愈多地占领曾经由非高校毕业生占据的劳动力市场或工作领域，高等教育证书的优势与作用正在减弱。高等教育证书的激增并未反映工作所需技能和知识的增加，而仅意味着获得工作所需条件和凭证的提高。换言之，工作世界变革反映的是一种隐形矛盾冲突，高校毕业生即便每个人都拥有学位凭证，但对于寻找工作而言，并非只看重学位或者基于学位所获取的知识与技能，最重要的往往是区别于学位竞争力的“个人独特的市场竞争力”。高等教育体系愈发设计精密，体系愈加精于标准化，其对应性则不断窄化，学位竞争力的统一性也更强。诚如卡普兰（B.Caplan）所说，教育被严重高估了，从社会角度来看，教育所带来的社会红利在很大程度上是虚幻的，不断增长教育的结果不是广泛的优势而是学历膨胀，在学校学到的大部分东西与现实世界并不相关。［43］“直到目前为止，仍有很多人把证照当标准并为此奔赴，误以为只要拥有证照就是一个技能了”［44］，但实际上即便获得了资格证也并没有实现技能的差异化，这是因为当越来越多的人具备了无差异化与均一化的技能与能力，他将不具备绝对的吸引优势，资格证与技能只沦为一种象征性的头衔符号，而无法作为个人差异化能力的标识。因此，拘泥于获取一定的头衔、技能或资格证书在变革的工作世界中并非很重要。
此前专属于高校毕业生且具有排他性、垄断性、专业化的工作与职业岗位，当专业知识内容被共享、获取变得免费之时，这种通过专业机构习得专业知识的方式也将失去其唯一或主要途径的地位。“互联网已经革新了我们获取信息的习惯，专业人士的知识并没有那么特殊或稀罕，以至于无法通过网络形式让人们便利地获取其中的部分信息。”［45］高等教育系统中的不同高校本身即是一种人为的分类方式，专业、学科、专业机构以及各自专业领域知识体系也多是人为设置的结果，这种模式旨在适应工业社会的专业化发展需求，将人对应到固定的需求框架中，从而不自觉地维持一种排他性的专业化。问题是，高校毕业生在持续接受既有专业教育的同时，社会与工作世界正瞬息万变。有媒体曾报道，一批“985工程”高校毕业生主动选择延期毕业，主要是为了以应届生身份找到更好的工作，或有较好的环境准备考研。就读顶尖大学进而找一份好工作便能安稳度过一生的成功模式已经失灵，之所以仍存在“在温水中认真求生的青蛙”，一方面是因为很多人仍对这种错误的现实认知抱有幻想，另一方面是高等教育学位的稀缺性或学位竞争力在某些环境仍较为突出。但是，原本稀有的凭证一旦变得充裕和可替代，那么它就只是一个凭证、信息、符号，普遍的同一性难与罕见的稀缺性相媲美，学位竞争力的退场意味着“个体独特的竞争力”入场。
工作世界变革与高等教育时间、金钱投入和产出之间的偏差凸显了人力资本的贬值。在自动化、机器人化乃至软件化取代中层管理者的当下，新完成学业的高校毕业生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了稳定高薪且具有社会地位工作的机会。一位美国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曾说：“我们无法在得克萨斯州休斯敦以9万美元的价格聘请卡车司机驾驶垃圾车，但可以6万美元的价格从一所新型学校聘请一位工商管理硕士（MBA）。”2023年3月美国的一份民意调查显示，美国人对大学教育逐渐失去信心，18-34岁之间的年轻人对大学学位的价值持强烈的怀疑态度，56%的人认为获得四年制学位是一个糟糕的选择。［46］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技术催生了财富的重新分配，虽然技术进步总是能够促进收入增长，但人也可能被自动化和机器人所替代，进而失去工作和薪酬，尤其突出的是将一些学历与专业性高的毕业生变成了经济意义上的弱势群体。在理论上，一个经济体以技术作为倍增器，能够以相同的投入创造出更多的产出（包括劳动力），在这一基本模式中，所有劳动力受技术的影响都是平等的［47］，需要高等教育学历的工作实际上同低技能、重复性的工作一样，都因技术的介入很容易被自动化。阿西莫格鲁（D.Acemoglu）和奥特尔（D.Autor）将工作按认知类-体力类、程序性-非程序性分类后置于一个二阶矩阵中发现，对程序性工作的需求已经大幅下降，不论这种工作的性质是认知性的还是体力性的，这种状况导致了工作的两极分化。［48］当投入回报的多少取决于生产投入的稀缺性时，那么高校毕业生在这时继续延长学习年限并不是好的选择，更无法获得高回报。这种稀缺性容易使人产生“管窥之见”，即一门心思地将注意力集中在如何以最有效的方式维持学位上的稀缺性。伴随高等教育普及化的推进，高校毕业生在技术驱动工作世界变革的情况下将日益不具备稀缺性特质，甚至对高校毕业生来说，非但没有稀缺性的保质期，且随时面临过期被淘汰的风险。有报道说，一名大学生毕业后一直在某公司从事行政管理工作，后由于家庭开销过大，她宁愿辞掉较为舒适的行政管理工作，转而从事辛苦的保洁工作。［49］从薪酬福利的角度看，这个事例表明，工作世界变革使不同类型工作的需求、薪资高低与接受高等教育与否不再直接关联，几乎没有证据可以表明高等教育学历有助于维持大学生的高薪工作，反之，高等教育的投入与回报在新工作世界中逐渐失衡。
此外，高校毕业生不得不在较长的职业生涯中摊销成本，以成本更低和受教育水平较高的条件进入工作世界。单从经济学角度看，高校毕业生在高等教育上投入与回报的分配大体上并不与天分、努力、勤奋、社会贡献度强相关，在一个以充裕岗位、优厚待遇为特征并达到就业峰值的时代，蓝领工作与以知识为基础的白领工作的差别逐渐被抹平。在雇主买方市场和高等教育普及化的作用下，学位的价值进一步被压缩，高校毕业生只能在高等教育与工作世界分离和以市场逻辑分配薪酬的境况中生存。美国薪酬统计网站PayScale通过在线薪酬比较工具收集工商管理硕士的薪酬数据，其2012年的一项调查显示，相关行业薪酬中位数在此前四年已停止上涨，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对一个人的职业生涯所具有的价值也不再上涨。［50］结果就是，鉴于工作不断加速变化的特性，原本通过高等教育文凭延伸匹配至工作世界的渠道在如今比任何时候都无济于事，高校毕业生的普遍回报因工作世界的变化远不如20世纪高等教育对更好就业机会和更高收入的承诺，人力资本的价值不断降低。
三、在工作世界变革中重新思考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问题
在工作世界变革中思考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关键，并不在于以精准预测工作世界变革趋势来力求高等教育严丝合缝地予以匹配。工作世界变革很难用一个模型来反映，自然也无法通过变革高等教育来应对动态的工作世界。事情的根本在于要意识到线性、可控性的确定性思维已无法理解今天的工作世界，应对高校毕业生就业危机需要改革高等教育，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改革，应是一种突破性的转型，即冲破工业化时代高等教育指向“找一份工作”的传统话语体系，主动感知变化并提前步入后工作时代。
1.以“变化思维”适应动态就业
从大学的专业世界到现实的工作世界，存在一个非常重要但通常被低估的“过渡时间”，加之科技驱动工作世界变革使工作形态、工作性质、工作方式变化的速度日渐加快，社会、高校、个人更难作出工作决定。为确保工作世界变革与人类生活福祉是一致的，国家、社会、高等教育系统、高校、个体需要以变化的思维来应对就业问题。变化思维的对话者不只是工作世界、求职者、社会和国家，还应有隐藏在工作背后的就业观以及“教育是为工作中的需求服务的”前提假设。［51］工业社会的工作观明显放大了高等教育致力于找工作的功能，无论是国家、高等教育系统，还是高校、受教育者乃至其家庭，都集体默许了高等教育专注于找工作功能的“得”与“回报”。这从实质层面干扰了我们的思想认知能力，窄化了高等教育的功能与意义，无力识解且忽视工作变革的实际状况，更无力规划高等教育的未来。过去基于固定工作和职业系统的传统职业如今或消失、或被替代，在固定框架中选择工作的机会在不断减少。多数情况下我们应对就业机会欠缺的第一反应是更加努力以提高专业技能，从而获得更好的机会，但高等教育作出的获得工作世界承认的承诺在面对工作世界变革时早已不堪一击。“思维模式转换”的话语正式接替了高等教育的“承认与允诺”，与其在“欠缺就业机会”的工作世界被动选择，不如主动创造机会，抑或选择不同的工作通道，这更契合当前的动态就业。
表面上看，工作世界变革对于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制约是“没有足够的工作岗位”安置高学历劳动者，实质的制约则源自高学历劳动者、国家、社会和高校固守着工业时代的工作思维。从量的角度看，创造工作岗位看似可以化解欠缺工作机会的制约，但“为工作而工作”、“为就业而就业”的思路容易产生脱离人类社会真实需要的毫无意义的工作，这样创造工作岗位并不必然能摆脱就业困境。与执迷于增量的线性思维相比，变化思维在工作世界变革中的危险性更低也更重要，但“多数机构和个人缺乏有效适应此类变化的经验”［52］。鉴于此，高等教育机构必须帮助他们认清所处世界并非安全稳定的，虽然这有违高等教育系统原本“安全而没有意外”的设计理念，但变化才是工作生活的常态。工作世界变革的特点体现了全球社会结构的转型与调整以及工作生活价值观念的变迁，与此同时，这种变化开启了工作世界的新可能性，也代表着工作世界的重新建构。换句话说，现在的高等教育只是给人提供在工作世界中生存的工具，将支离破碎的知识以部分、不充分的方式教会人们如何工作与生活。倘若工作世界和“生活需要没有被肢解又非残缺的恰当的知识，从而可以定位各类客体和各种事件的背景和复杂性”［53］，那么只有克服不确定性与发挥自主性才能规避不断涌现的工作危机。
当下，个人主动设计自我生活与现实的能力要高于有史以来的任何时期。［54］在传统观念中，需要关注不确定性的时候过于推崇确定的结果，需要发挥自主性的时候过于推许标准化的评估方式，需要转换思维模式的时候过于墨守成规。传统工作观被认为是在强化确定性、标准与保守，而不是在挑战刻板印象，变化思维在工作世界明显缺席。在确定性与标准化的解读下，找不到工作的人只会将结果归因于自己，但光靠改善自己的弱点实际是不够的。现今在任何系统中，没有一条道路是没有风险、没有变化的，都存在着极端的不确定性，我们能做的是以变化的思维着手应对不确定性而非谋求最优。工作世界变革的整个逻辑是从确定、稳固、保守转变为不确定、灵活和变化的思维模式，所反映的不是可以逻辑推理的变化，所以不能简单武断地制定就业计划。既然工作世界的规则已经发生变化，呈现出不同于传统安全工作系统的变化趋势，那么不论社会、国家、高校还是毕业生，都只能以变化的思维适应动态就业。
2.以“乘法思维”跨界就业
工作世界变革表明了确定性不等于安全，安全不等于没有危险。“在预期效用的世界里，如果结果不涉及不确定性，就没有风险，但确定性并不等于没有风险”［55］，在某种意义上曾经安全的工作如今却存在风险，曾经存在风险的工作如今却变得安全了［56］。对高校毕业生而言，新的社会脚本和发展道路不够清晰，相较于20世纪投资文凭、习得技能并获得工作的传统道路而言更是如此。工作世界变革颠覆了工作暂栖地的框架，将文凭制度和高等教育系统带入变化复杂的处境中，除非在未知的工作发展脚本中找到出路，否则很难应对工作消失、工作变化以及就业不确定的问题。因此，通过“变化思维”适应动态就业的同时还需增强竞争力，借助乘法思维进行跨界就业。“人是跨界性生物，是跨界性存在，跨界的需要和冲动一直深埋在人类的基因里。”［57］目前社会职业谱系发生了变化，职业与工作转变的特质是类型而不是程度。原本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应专业分工的需要，个体开始从事专业化的工作，其中通过高等教育的学习可以进入专业化发展道路，以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甚至积累财富。然而当前工作制约条件的转变意味着高校毕业生接受高等教育并持续加深专业化的做法并不能保证找到工作，甚至无法依靠专业化工作与发展满足生活需求，所以高校毕业生就业急需化解“类少而非程度浅”的专业制约。
从教育的角度来看，“建构一个全方位、全过程、全路向渗透跨界教育理念和原则，实施一种与跨界转型、跨界升级、最后建成跨界化社会而紧密联结的教育”［58］可以很好地使高等教育系统从极端窄化的路径中脱离，并且营造跨界的氛围。假如有20个专业领域而且学生只能从中选择一个，那么最多只能产生20种学习模式，如果采取主修副修制，每个专业都各设置一个主修课程和副修课程，就能产生380种学习模式。［59］其中的逻辑就是对专业进行组织调整与排列组合，实现专业的自由搭配。虽然组合中也会产生一些无效选项，但唯其如此，人的跨界能力才能得以具体呈现。专业的排列组合搭配既拓宽了“专业”的多元性，也为专业的个体统合与跨界提供了平台，经由组合搭配专业的跨界学习，受教育者的跨界能力与竞争力可以得到极大提升。“信息科学”（工学）与“知识产权学”（法学）就是一个有趣的组合，擅长计算机网络和数字技术且在知识产权法方面具备专业素质的年轻学者恐怕是任何企业都青睐的对象。［60］在极端不确定性与更大可能性并存的世界，人们创造工作与生活可能性的潜力超乎想象，这一代受教育者会比任何一代更有机会进行选择设计而不是只从可选项中作出选择，创制菜单比照单点菜更适合他们。
乘法思维除了拓宽专业的有限性、为跨界的无限探索奠定基础外，其对个体跨界能力的挖掘更重要，毕竟跨界的行动者仍是每个个体。既有高等教育对专业工作者的培养是通过部分的抽象知识体系、抽象技能帮助他们在竞争的职业系统中谋生，这种方式吸引了毕业生的关注，但也塑造了他们相同的意识。假如把高校毕业生获取的专业技能视为一种工具或杠杆，那么工具一样且杠杆等长，将抽象知识与专业工作针对性关联的做法只会加剧毕业生在同一方向不同程度上的竞争。这种加法思维只是决出了单一向度具有绝对优势的赢家，其余都是陪跑者。与加法思维不同的是，乘法思维不全取决于外部的抽象设计与培养，而且还取决于个体内部的兴趣与体验力。高校毕业生不是生活在“价值只做一次选择”的时代，工作世界的工作也不具备“无可替代”性，他们只能创造无我不可的价值，通过跨界、另辟蹊径或加长杠杆的方式抵御风险。这就是说，无我不可价值的创造实际不太可能完全依靠高等教育，更需要通过个体的乘法思维打造独特的竞争力与稀缺性。利用乘法思维可以实现专业组合的跨界，提升工作的竞争力，但实际更需要个体有意识地进行无限性探索与多样的跨界尝试。在形式上，以专业排列组合实现跨界的做法是短期内不错的解决方案，它在现有高等教育系统中借助乘法思维创设了跨界的环境。从长期目标来看，“个体的跨界”才是人在未来工作世界中生活的优先事项与高阶目标。简言之，掌握一项技能的人在工作世界的竞争力很弱，但掌握两项技能或多项技能人的竞争力就呈指数般增长，这些技能不同类且分散在各个维度（可以是个体兴趣爱好的延展），通过不断地跨界、创造、循环利用，无限放大个体的稀缺性与无我不可的价值。如此一来，高校毕业生凭借跨界附带的放大效应与可复用价值就相对容易适应加速变革的工作世界。
3.以“双向通道”适度工作
高等教育与工作世界并非没有发生过割裂，但技术驱动工作世界变革改变了人类对工作的理解。“虽然知识、技能和经验还在增加，但是赶不上它们价值衰减的速度”［61］，在高校毕业生技能水平和经验增长的同时，这些技能和经验却随着知识更新的加速不断贬值。即使单纯追赶知识更新以减缓技能的贬值，我们还是不能很好地处理工作世界变革触及的本源性问题。一方面，工作世界变革有望颠覆工作至上的传统。人类对工作的看法并非一直如此，现代的工作“反而是狭义上的经济和法律意义，是家庭以外约定俗成的有酬劳动，是法律规定的、制度化的并受到社会保障的雇佣关系”［62］，狭隘的工作观诋毁被严格限制在这个范围之外的人，忽视甚至贬低丰富和赋予人类生活意义的劳动。另一方面，伴随工作消失现象的普遍化，高校毕业生在“工作”与“不工作”、从事“何种工作”的选择上陷入迷茫。工作世界变革的本源性问题是：在“工作即雇佣劳动”以及“把工作视为有酬雇佣模式是一种新的理解”［63］等认识中，创造价值的其他活动能否被社会认可而不是被驱逐。这里涉及两条通道：一条是正向通道，受有酬雇佣模式话语的影响仍以现在的雇佣模式进行就业；另一条是反向通道，在创造价值的其他活动中拓宽个体的价值与意义，抑或创造新的工作。
按照布鲁贝克（J.S.Brubacher）的观点，高等教育现在还担负着分配职业阶梯等级与社会结构位置的责任，有人担心接受了高等教育的人数超过实际所需的就业人数，未来社会可能存在一种不安定的“教育无产阶级”。［64］一旦高等教育与工作世界连接的方式过分收窄，高校毕业生的出路仅限于填补空缺职位，那么其与工作世界的联系将由专业需要延伸为通过较长的教育年限储蓄资格优势。若将这种联系比喻为一种消费过程，高校毕业生进入的还是一个以消费而不是创造为主的社会，无论是填补工作职位还是毕业生自己，带给社会的印象还是“量产但不符合实际需要”的产品，即便极力创造工作职位并提高毕业生质量，仍然很难解决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问题。高等教育与工作世界的割裂突显了两者间通道的改变，首先不再是简单的供需关系，供需关系的形容与解释是根据理想假设模型构建的。其次通道可以变化且具有双重含义：在不变的维度上，不论“就业意味着工作”还是“不就业意味着不工作”，这些论断都代表着一种被动接受状态；在可变化的维度上，工作既可以被动接受选择，也可以主动创造。悖论是，在20世纪工作开始成为自律与自我牺牲的一种方式，出于所有人都必须工作的缘故，各种各样的工作被创造出来，并以工作的方式证明薪酬的合理性。问题是当工作简单、无意义且无价值时，即便短期内高薪激励或补偿举措可以奏效，长远来看这种不需要创造力的工作与其继续交给人做不如交由机器代劳。
在工作机会稀缺的世界，“为人找到意义”远比“为人找到工作”重要。“工作即正义，不工作是一种罪恶”［65］，这种工作伦理只是工业社会确立工作的主流社会活动地位的一套说辞。自此人们开始受控于常规化且早已意识不到的工作过程，逐渐丧失选择工作与生活的独立性与自由性。现在看来，这就是“工作的暴政”，其瓦解了个人生活、公共生活与工作之间的和谐关系。工作伦理主张的工作社会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常态夸张”的病态。一方面，它把生产活动和人的需要分开，“能做什么”比“需要做什么”更重要［66］，在道德加持下，工作谋生顺理成章比懒惰更好更值得选择。另一方面，给予所有人工作、让所有人都去工作，通常被视为治愈由社会（暂时）的不完美、不成熟导致的一切弊病和麻烦的良方［67］，实际上这种想法很危险，因为认同工作与工资价值的做法潜移默化地消解了个体规划和安排生活追求的其他可能，人们只能被箱格化在理想的工作架构中，不再具有进出工作场域与选择工作的权利与能力。虽然工作在“个人-社会-系统”的现代化体系中发挥了不容小觑的连接作用，但历史上欧洲人或美国人从未将从事的职业视作后人对自己的主要评价［68］，也没有以从事某种类型工作或工作职位来标注自身社会存在的价值与意义。除了“工作”之外人理应有其他选择，“双向通道”的适切工作设想在今天有望实现。一方面，它可以化解“没有选择与无法选择”工作伦理主张的规制性道德规范，即工作与不工作在自由选择的维度上并无二致；另一方面，人们可以为追求有意义的生活变道，实现“生活—工作—意义”的良性循环，有时好像工作没变、环境没变，但内心中工作的意义与价值已发生了转变。
总之，无论是工作岗位的填充还是创造，都涉及新的工作架构与薪酬体系。当前真正需要的是一个可以让社会、工作世界长期维持下去的关于工作的定义，从而使人们能在新的工作架构中有目的且有意义的生活，而不再囿于以往工作思维模式下的无意义工作。当工作不再是有意义的表现，超越工作的意义与目的，寻求个体和生活的意义与价值才是真正解决工作世界变革与就业问题、破解技术与工作世界关系失调的正确方向。我们不能指望在短期内打破工作与生活的界限，但高等教育不能“沦为继承特权的委托书”，而应成为“建造更好生活的脚手架”［69］，高等教育的最高使命应是基于贡献正义重构新的社会契约，使工作的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趋于正相关，高等教育要为重新构建工作结构服务，让更多个体找到人生意义，理解“教育为人生”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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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艳丽（1993-），女，河南商丘人，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高等教育基本理论研究；
王建华（1977-），男，河南息县人，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教育学博士，从事高等教育基本理论研究。
来源：微信公众号“高等教育研究”